【联合报／帕慕克（Orhan Pamuk）　马悦然 陈文芬／译】
　　 　
　　我父亲去世前两年，他留给我装满他手稿的一只小箱子。他用开玩笑的口气说：“你以后慢慢看吧。”他有一点不好意思：“你看看里头有没有能用的。我走了以后也许你可以出版一个选本。”　　
　　我们在我的书房，周围都是书。我父亲走来走去找一个地方放下他的箱子。他像是卸去了一个痛苦的包袱，终于安安静静地把箱子放在一个角落里。这是我们两人之间永难忘记羞赧的一刻，稍后我们讲了几句轻松的话，心情放松了。又讲了一些琐碎的家常话，谈谈土耳其没完没了政治的麻烦事，以及他那些赊本的买卖。先前的伤感就过去了。　　
　　我记得父亲离开以后，我在书房走来走去好几天，一次都没动过那皮箱。我早就熟悉那小小的黑色皮箱子、那把锁的模样。我爸爸旅行时就带那箱子，出去工作时也带那箱子。我也记得我小时候爸爸回来时我常开那小箱子，我喜欢那里头的香水味。这小箱子是我少年的记忆，可我现在不敢动它。为什么不敢开呢？当然是那箱子隐藏的神秘重量让我不敢启动了。　　
　　我现在要跟你们讲这重量的意义。就是一个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坐在桌子前，退到一个角落，为了要表达他的思想，所创造的那文学的意义。　　　　
　　当我摸那箱子，我还是不能打开它。我早知道那箱子里的一些笔记本写些什么。我看过我父亲用笔记本写东西。这不是第一次我感受到皮箱子的重量，我父亲藏书很多，1970年代他年轻时候立愿当伊斯坦堡诗人，他也把梵乐希（法国作家Paul Valery）的诗翻译成土耳其文，可是他不愿意在一个没有多少读者的贫穷国家过诗人的生活。我的祖父是一个有钱的商人，我父亲的少年过得很舒服，他并不愿意为了文学舍弃繁华，他爱生活与生活之美，这我懂得。　　
　　我不愿意打开这箱子的主要原因，当然是怕我不会欣赏父亲所写的东西。我父亲也懂得这一点，所以他把那箱子交给我时就用开玩笑的态度了。当了二十五年作家我为了这事情难过，我也不是为了我父亲不重视文学而生他的气，我真害怕的，是我不愿意发现父亲是一个好作家的可能。因为怕这一点，我不能开我父亲的箱子。我甚至不能承认我的恐惧，要是真的有价值很高的文学从这箱子出土了，我必得承认在我父亲身上存在着另一种完全两样的人，那是非常可怕的。虽然我是一个成人，但我宁可我父亲就是我的父亲，而不是一个作家。　　　　
　　当作家对我来说，就是用几年好耐烦的追求才发现“秘密的他人”在你里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秘密的他人”在其内在的世界，这世界是提供他人存在的理由。写作对我来说首先不是想到诗或者文学传统，而是一个人关在房子坐在桌前，一个人内省文字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这个（男或女）人会用打字机或计算机，或如我写作三十年都用自来水笔。他有时候也许喝茶喝咖啡抽烟，有时站起来往窗外看见孩子们在街上玩，要是运气好会看见树林和风景，也许他只看到黑色的墙壁。也许像我一样写诗、戏剧或小说。写作，这一切都是耐烦的内省结果。写作就是把内省的经验变成文字。研究那作者内心所进入的世界，也要坚持不放弃，要感到快乐。我在桌前坐着，长期地、慢慢地把空白纸上加上一些新的词，我感觉我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好像我让体内的另外一个人复活了，像一个人会用一个一个的石头盖一座桥梁或圆顶房屋。我们作家用的石头就是文字，找到了我自己的“他人”。对我们作家来说文字是我的砖头，这些砖头我们可以从远的地方观察，也可以用纸或笔尖摸它们秤它们的轻重，一字一句加进文本里头，这样过了好几年我们就可以耐烦地创造出新的世界。　　
　　一个作家的秘密不是灵感，谁都不知道灵感从哪里来，而是他坚持的耐烦。一个可爱的土耳其文俗语说：“用一支针挖一口井。”我看是对一个作家说的了。我在《我的名字叫红》那小说描写古代的细密画家，他们可以连年画同一匹马，一直到眼睛不看也可以画出来。我描写他们的生活，我知道我描写的就是专业作家的生活与我自己的生命。为了要达到那种需要的创造力，作家得非常耐烦好几年的工夫坐在书桌前写作、写作、写作。当作家感觉太寂寞，当作家不相信自己的想象，当他所写的没有意义了，当他认为他写的不关别人的事，而是自己的事，那时灵感的天使就会出现，把故事跟想象勾勒成一个作者自己想追求的内在世界。对我来说最玄妙的感觉，就是发现有一些句子有一些想象不是我自己的，而是另外一种力量让我使用的……　　
　　我怕开父亲的箱子，怕阅读他的笔记本。我知道自己接受的写作困境他不会接受；他喜欢的就是跟朋友在一起过非常舒服的生活。也许我所谈到的那些创作的困境是我自己的经验，我自己的一种片面的看法是生活教我的一种片面的看法。很多好作家跟朋友与家人一起，也会写出很好的文学作品。寂寞并非必要的困境。我小时候父亲常常去巴黎，坐在旅馆里头像那些作家写出一本一本的笔记本。我知道那个箱子里也有这些巴黎的笔记本。他跟我说这些事。他告诉我他多次在巴黎街上见过沙特。热情地告诉我看过哪些电影等重要的消息。我免不了想到，我父亲跟我谈这些世界文学对我当一个作家的影响很深。我想到父亲的藏书对我有多重要！想到这点，我是该读他的笔记本了。　　
　　我一看父亲给我的箱子，就感觉到我硬是不能打开它了。我父亲有时候躺在书架旁边的沙发，放下手上的书或杂志，开始梦想，长久思索。他的表情跟平时很不一样。他的表情就是在内省了，有一种不安定的忧虑。我年轻时就懂得他心里的不安。好几年以后我知道那种忧虑就是把一个人变成作家的现象，没有这股忧虑也就没有写作的驱动力了。你要当作家就需要离开来来往往的人，把自己关进书房。我们要的就是耐烦与用文字创造深邃世界的希望。　　
　　但是一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我们不是原来想的那么寂寞。陪我们的是前人的文字，他人的故事，他人的词汇，我们所谓传统的东西。我相信文学是人类追求了解自己的重要因素。　　
　　父亲藏书有一千五百本，这足够满足一个作家的需要。我二十二岁时，也许没有读过那全部的书，但每一本书我都认得，我知道哪些是重要的书，哪些是容易读的、哪些是经典作品与教育的要素。我也认得那些有意思但可以不读的本土历史作品，也懂得我父亲非常欣赏法国作家的作品。有时候我从远处看我父亲的藏书，想象有一天我在另一个房子创造我自己的书房，一个更好的书房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从远处看我父亲的书房，像是真实世界的一种象征，而那世界是从我们伊斯坦堡的教徒眼睛所见。父亲的书是他到国外，到巴黎与美国买的，另一部分是他1940到1950年代在伊斯坦堡的书铺子买的。我的世界一面代表本土，另一面混杂西方。1970年代起我也开始创造自己的藏书，我那时还没决定将来要当作家。我在《伊斯坦堡》那本书说：“我知道我不能当画家，但我不知道我的前途要走那一条路。”我内心有一种阅读与学习的愿望，同时感到生活有些匮缺，教我不能跟别人有同样的生活。我感觉的一部分跟从远处看父亲的书房有所联系，生活离世界中心很远的一个地方，我那时在伊斯坦堡偏僻的地方生活，另一种不安则是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身处一个一点都不关怀艺术的社会，不管是作家或画家。1970年代我拿父亲给我的钱在伊斯坦堡买带灰尘的古书，那些落魄潦倒的摊子摆着古书的样子，像书一样让我感动。　　
　　对于我在世界上的地位、我的文学生活，我有一个感觉：我不是生活在中心，而是在边陲。世界中心的生活要比伊斯坦堡丰富得多有意义得多。实情是，西方文学而非世界文学离我们土耳其人非常遥远。我父亲的书房可以做为证据，一面有伊斯坦堡的书，我们的文学可爱的细节；另一面有其它西方世界的书，跟我们的世界完全不同。那种不同教我们失望。写作与阅读好像离开一个世界到他人的世界寻求告慰，走进西方世界的慰藉。我感觉我父亲读西方文学是躲避身处的世界逃进西方去，像我要做的一样。我感觉我那时读那书是要躲避自己的文化，我们自己觉得不够味的文化，不尽是写作，我们的生活也要逃进西方。为了写他的笔记本，父亲跑到巴黎，关在屋子里，写那些东西，然后带回伊斯坦堡。我在我书房搞了二十五年写作，为了成为一个土耳其作家。我看我父亲将他的深思藏进写作，藏在箱子里好像写作是秘密的不该为社会与人们所见，这可能是我生父亲的气的原因，因为他不像我把文学当作一个重要的事业。　　
　　实际上，我生父亲的气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生活过，他跟朋友跟所爱的人高高兴兴过日子，可是我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我不是生气我是妒忌，这是较正确的字眼；但这感觉教我不安，有个愤怒的声音在我体内问我什么是幸福。在我那寂寞的房间过真实的生活是否感到幸福。幸福是否是在社会里过安逸的生活，装作你相信别人所相信的。我从那儿得到度量生活真的美好的是幸福，不能逆转成美好的生活实则是不幸。我记得父亲好几次逃跑了，我认识自己的父亲到什么程度？我怎么能懂得他心里的不安。　
　　这些思想教我头一次打开父亲的箱子。父亲是不是有一种秘密，有一种我不知道的不幸，教他相信只有通过写作能耐烦的。我一开他的箱子便想起其旅行的味道，我认得好些他的笔记本，我记得他很早就给我看过但没有多说，我现在手中的笔记本多半是他年轻时离家跑到巴黎去写的，我所想知道的是我父亲到底想什么，当他的年纪与我相同的时候。我很快就发现得不到答案。我特别不安的是我在那笔记本中偶然会找到作者的声音。我告诉自己这并非真实，且不属于我认为的父亲这个人的。我怕的是我父亲写作的时候不是我的父亲，恐惧底层还有更深的恐惧：我自己并非真实，我也怕自己从父亲的笔记本里头找不到有质量的作品。我更怕发现父亲太受别的作家影响。我年轻时所感觉的一种绝望，教我感觉到他的问题。怀疑我的人生，我的存在，我的写作。当作家头十年那种不安的感觉很深，虽然有时推开它，终有一天我要承认失败，像画画失败那样，我就不写了。　　
　　我已经提到两种为什么我关了父亲箱子的感觉，就是被放逐到境外和我自己缺乏真实的恐怖感。这不是我第一次有这两种感觉，可我写作的时候才懂得真实的问题（像我的小说《黑书》），和生活在边陲（像在《雪》与《伊斯坦堡》中）。对我们来说，作家带着自身秘密的伤口，我们自己并不认识、承认这些痛苦与伤口的秘密当作我们写作的资源。　　
　　一个作者谈的是大家知道可是他们自己不知道的。发展这种知识，看见它成长，使你快乐。读者会去拜访他既熟悉又奇妙的世界。一个作家好几年把自己关在一个屋子里创造一个世界，他用他秘密的伤口作为起点，不管他自己知不知道他对人类有很大的信仰。我的决心来自所有人都是相像的，别人也有我相同的伤口。真正的文学来自孩子气地带着希望地肯定所有人都是相像的。一个作家好几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头，他暗示只有一个人类，只有一个没有中心的世界。　　
　　从我父亲的箱子与伊斯坦堡很浅的颜色来说，世界就是有一个中心在那儿。那中心离我们很远。在我的作品里我详细描写这个重要的因素创造了契诃夫、创造了那种边陲感。从另外一个道路让我怀疑我的真实性。我的经验告诉我世界上人民多半有同样的感受。很多人感受到匮缺。一种缺少安全感的自卑心，比我还强的。　　
　　是的，人类的最大困境还是没有国、没有家庭，以及饥饿。可是现在电视、报纸比文学更快更简单地告诉我们这个基础问题，文学需要讨论和研究的，就是人类的根本恐惧是被边缘化了，被认为没有价值，和那些恐惧所带来的集体羞辱。我每一次遇见那种感觉和表达那种感觉非理性的夸张语言，我感觉恐怖。我们常常目睹西方以外的人民社会与国家，我很容易认同他们，看见他们因为恐怖所驱使而做出愚蠢的事情，因为他们敏感地害怕被侮辱。我也知道西方，我也同样能认同，国家与人民因为他们的财富而太骄傲，他们带来的文艺复兴、启蒙时期与现代化，常常，他们拥有像被屈辱之人相同的自大与愚蠢。
　　这意味着不仅我父亲是其中之一，我们大家太看重世界中心的现象。教我们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用好几年工夫写作这个信念就是相反的：我们相信终于有一天我们的写作会被阅读与理解，因为世上所有人都是相像的。我父亲的写作是一个太乐观的看法。因为我们怕的是被放到边陲去了。杜斯妥也夫斯基终生对西方的憎恨我也时有所感。我的乐观有其原因，我跟大作家一起旅行穿过他对西方的憎恨，看见他在那边，一个不同的世界。　　
　　我现在感觉与我少年时想的不同，对我来说伊斯坦堡是世界的中心。最近三十三年我描写过城市的街道、狗、房子、教堂、泉水，传奇英雄、铺子、有名的人、幽暗之地，白日与夜晚，拥抱他们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用双手创造只存有在我脑中的世界比我生活的城市还真实，那些居民那些房子他们彼此谈话，他们互动做些我没想过的样子，好像他们不仅存在我的想象跟我的书中，而是为他们自己而生活。我像用一根针挖口井创造的世界好像比什么都真实。　　
　　我看我父亲的箱子时，我想他写作的那几年也许也找到一种快乐与幸福。我非常感谢他，他一直都不像一般父亲那样命令或惩罚我。而是让我自由。父亲用尊敬的态度对待我。我常常想到我能用自己的想象是因为我一直都不怕我的父亲。我有时深信我能作为一个作家是因为我父亲年轻时也希望成为一个作家，我应该用宽容的态度试一试读他坐在旅馆写的东西。　　
　　我以乐观态度坐在那里读了笔记本的手稿。我父亲到底写什么？他写巴黎旅馆看到的风景，也有一些诗与理论。我正在写这感觉，像车祸的人一样想记起事情怎么发生的，同时也怕记得太清楚。我小时候父母亲开始吵架以前，他们两人什么都不说。还没开骂以前他们就扭开广播。音乐替我们遮掩那些冲突。　　
　　现在我愿意讲几句甜蜜的话，就像音乐所起的作用。我们作家常常要回答的问题是你为什么写作。我现在要回答：我写作，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写作。我跟一般人不同，我不喜欢一般的工作。我写作的原因，是我愿意读像我自己写的书。我写作的理由是我恨你们，恨你们所有的人。我非常喜欢写作的原因是我整天坐在书房里，只有通过写作可以改变现实。我写作的原因是要全世界的人知道我，和其余住在伊斯坦堡和土耳其以前与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我写作的原因是我喜欢笔跟纸跟墨水的香味。我写作的原因是我宁愿相信小说艺术跟别的东西。我写作的原因是一个习惯一个爱好。我写作的原因是怕被遗忘。我写作的原因是我爱名跟吸引人们的注意。我写作的原因是要当我自己。我写作的原因是要懂得我为什么那么生大家的气。我写作的原因是我喜欢人读我写的东西。我写作的原因是把小说这些文本从我开始写的那一页到结束终于写完了。我写作的原因就是人家都认为我应该写的，等待我写的。我写作的原因是我像孩子一样相信图书馆永远活着，我的书永远放在书架上。我写作的原因是生活跟世界非常奇妙。我写作的原因是我非常喜欢用文字描写生活的美丽。我写作的目的不是讲故事而是创造故事。我写作的原因是要摆脱一个看法也即总有一个不能达到的地方，我要解放自己到达那处所。我写作的原因是我从来没有感到很幸福，我写作的原因是要追求幸福。　　
　　父亲到我书房来交出箱子之后的一星期又来看我。他照例又带了巧克力糖（他忘了我已经四十八岁了），我们聊天摆龙门阵谈生活家庭，谣言与八卦，我父亲的眼睛看向他留的箱子的角落，看到我动过箱子了。父子眼神交会，接着有一种压力的静默，我没告诉他开了箱子读内容，我转过去不跟他眼神接触。可是他懂得，我也懂得他懂的，正如他懂得我懂得他懂的。这些懂得就在霎时间溜过去了。因为我父亲是个快乐、自信的人，他跟我微笑，他离开我房子时，重复对我说鼓励的话，他总给我说像个父亲该说的鼓励话。
　　我父亲把箱子交给我的二十三年前我决定当作家以后的四年，写完了头一部小说，我颤抖的手把未发表的稿子交给父亲，要他告诉我他的感觉。这不仅是我信任他的品味与智慧……他的意见对我来说很重要，他不像妈妈反对我当作家的志业。那时候我父亲在远方。我不耐烦地等他回来。爸爸带那稿子出去旅行，过了两星期他回来，我跑到门口欢迎他。父亲什么都没说。他马上以拥抱我的方式告诉我他非常欣赏我的小说。那种强烈的感觉所带来的我们两人的沉默。我们两人安定下来谈话时，我父亲用非常夸奖的语言表达他信任我与我的第一部小说。他告诉我将来有一天会得到今天的大奖。　　
　　他这样说不是要说服我，让我相信他的好意见，也不是以大奖作为鼓舞。他像个土耳其父亲说我将来会是个“巴夏”（pasha）有名的人。以后他见我时用同样的话来鼓励我。他认为我将来肯定会得到我今天得到的大奖。

　　《津津有味谭（荤食卷、素食卷、食疗卷）》 陈存仁 著 　
　　《半饱：生活高潮之所在》 欧阳应霁 著　　
　　《雅舍谈吃》 梁实秋 著
　　《我的川菜生活》 石光华 著 　　
　　《川菜杂谈》 车辐 著 　　
　　《大肚能容》 逯耀东 著
      《寒夜来客》 逯耀东 著 　　
　　《吃主儿》 王敦煌 著 　　
　　《老饕漫笔：近五十年饮馔摭记》 赵珩 著 　　
　　《提味》 朱振藩 著
　　《食的故事》 朱振藩 著
　　《笑傲食林》 朱振藩 著　　
　　《食在凡间》 朱振藩 著　　
　　《食随知味》 朱振藩 著　　
　　《食味万千》 朱振藩 著　　
　　《食家列传》 朱振藩 著　　
　　《左烧烤右煨汤》 古清生 著
　　《鱼头的思想》 古清生 著
　　《坐在黄河岸边的小镇上品饮》 古清生 著
　　《大嘴吃八方》 古清生 著
　　《美食最乡思》 古清生 著
　　《徘徊的鱼——旅食天下系列》 古清生 著
　　《闲说中国美食》 古清生 著 　　
　　《食在江湖》 古清生 著
　　《味蕾上的南方》 古清生 著　　
　　《酸甜苦辣咸》 唐鲁孙 著
　　《说东道西》 唐鲁孙 著 
　　《老古董》 唐鲁孙 著 
　　《天下味》 唐鲁孙 著
　　《唐鲁孙谈吃》 唐鲁孙 著 
　　《中国吃》 唐鲁孙 著 
　　《大杂烩》 唐鲁孙 著 
　　《故园情》 唐鲁孙 著
　　《什锦拼盘》 唐鲁孙 著
　　《南北看》 唐鲁孙 著
　　《老乡亲》 唐鲁孙 著  　　
　　《食相报告》 沈宏非 著
　　《写食主义》 沈宏非 著
　　《饮食男女》 沈宏非 著　　
　　《品味传奇—名人与美食的前世今生》 周芬娜 著　　
　　《吃在中国之南方饮食掌故》（百花文艺出版社）　　
　　《吃在中国之北方饮食掌故》（百花文艺出版社）　　
　　《京城杂吃》 徐城北 著　　
　　《吃到天涯》（世界知识出版社）　　
　　《吃的艺术》 刘舫 著　　
　　《随园食单》 袁枚 著　　
　　《吃的自由》 符中士 著　　
　　《吃遍天下—神州美食地图》 赵继康著　　
　　《云乡话食》 邓云乡著　　
　　《蔡澜谈吃》 蔡澜 著　　
　　《食之趣》 彭国梁 著　　
　　《天下美食》 洪丕谟 著
　   《考吃》 朱伟 著　　
　　《舌尖之恋》 高郎 著　　
　　《私人味觉》 （陕西人民出版社）　　
　　《珍馐玉馔》 王仁湘 著 　　
　　《芝麻米粒说》 黄宝莲 著　　
　　《吃的后现代》 廖炳惠 著　　
　　《文学的餐桌》 焦桐 主编
　　《老小吃 老味道》 刘晓航 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人的吃》 洪烛 车前子著
　　《舌尖上的中国： 名家谈吃》
　　《梅子的写食日记系列》
　　《舌尖上的狂欢》 洪烛 著
　　《一生必尝的74种味道》 文哥 著
　　《知味分子》 文哥 著
　　《味觉森林》 森林的火焰 著 　　
　　《吃在民国》 王晓华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好吃》 车前子 著 　　
　　《四方食事　胡嚼文人：汪氏父子闲说饮食》 汪曾祺 汪朗 著　　
　　《中国厨子》 萨苏 著 　　
　　《寻找乡土的吃食（南方卷）》 （《海味山珍话闽韵》、《神仙钋里辣椒舞》、《红油劲舞觅蜀风》、《七彩云南乡厨秀》、《

冷泉老灶壮乡情》、《白汤浓汁品江汉》）
　　《寻找乡土的吃食（北方卷）》 （《平民百姓的宴席请结》、《燕赵乡炊孤烟直》、《九方食汇天津卫》、《大老碗里的秦腔古

韵》、《天子脚下的百姓吃食》、《白案上的面食舞蹈》、《海纳百川土著饭》）　　 
　　《故宫退食录（上下）》 朱家溍 著 　　
　　《西红柿炒自己》 （海峡文艺出版社）　　
　　《吃得有趣》 林苛步 著
　　《吃心不改》 沈昌文 著 　　
　　《兰斋旧事与南海十三郎》 江献珠 著
      《珠玑小馆家常菜谱》 江献珠 著
      《我食我思》 江献珠 著 　　
　　《梅玺阁菜话》 邵宛澍 著　　
　　《馋鬼日记》 阿成 著　　
　　《五味》 汪曾祺 著　　
　　《五味 文化名家谈食录》 （京华出版社） 　　
　   《世界第一美食》 杨怡祥 著　　
　　《人和美食是平等的》 殳俏 著　　
　　《张建雄馋游系列――馋游四海之馋游日韩、东南亚》 张建雄 著
　　《张建雄馋游系列――馋游四海之欧美》 张建雄 著
　　《张建雄馋游系列――馋游四海之中国》 张建雄 著　　
　　《张建雄馋游系列――红酒心语》 张建雄 著
　　《张建雄馋游系列――馋话连篇》 张建雄 著　　
　　《美食家》 陆文夫 著

 

     原文地址：
    http://www1.tianya.cn/new/techforum/Content.asp?idWriter=1488220&Key=903983341&idItem=96&idArticle=541781  （有删节）
　　

    源自本人2006年MSN签名档。

 

    2006-1-9    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超级女声，想放就放。

    注：当年苏东坡在瓜州混，经常和长江对面金山寺的佛印禅师聊天扯淡。一天，他写了首诗偈：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意思是哪怕“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八风劲吹，佛陀和他一样定力十足。显见是吹NB。可这厮实不知“八荣八耻”，腆脸派人送到佛印那里臭显摆。佛印阅后，只批了两个字“放屁”，就叫人打回。老苏见评语，大怒，暗叫一声：“叵耐老贼秃！”，一提丹田气，纵身展“铁掌水上飘”，杀到金山寺讨说法，佛印见状，微微一笑（形状和范伟差不多吧）：“既然八风吹不动，为什么一个屁字就让你渡江而来呢。”
    疏：此签名自2005年8月“超女”火热时启用，半年之内竟未曾更改。虽然挂在网上，但奔波劳碌，为稻粱谋，八风挡不住，岂有暇他顾。
 
    2006-2-22   洒家酒家
    注：据《Daibu知道》和《Hayoo知识堂》说，洒家是普通男性自称，“咱家”的意思，不是和尚的自称。
    疏：洒家酒家，做个店名如何？

 

    2006-2-27   无事刮胡子，非奸即盗。
    注：早上刮胡子，被老婆讥笑一番。老话是“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疏：老金头说，脸皮青梆梆也好，胡子蓬勃勃也罢，该奸的还得奸，该盗的还得盗。整部《笑傲江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老金头是胡同口的剃头师傅）

 

    2006-3-3    今晚19：28教育3重播《武林外传》
    注：首播时没看完整，准备看重播。
    疏：侠者，夹着尾巴做人也；姚明说自己不是“郭巨侠”；iris，你是“腐竹”吗？

 

    2006-3-13   尘归尘，土归土，别让它飘在空气中。
    注：一次常见的扬尘天气。《圣经<创世记>》说“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上帝很用心地铸造了一个泥人，外型虽是完美，但了无生气。所以《圣经<创世记>》接着说：“上帝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Adam意思是红土、泥人）”。英文“human”的字根出自拉丁文 “humus”（腐植土）。所以当人离世被埋葬时，就是：“尘归尘、土归土”。                 
    疏：当我从地铁站西南口爬出来的时候，高大雄伟的国贸立交桥模糊不清，视网膜上粘满了各种矿物质，还有一张飞舞的小广告象章子怡一样嚣张的贴在脸上。PLA最高学府著名的张将军曾经精辟的指出：敌人一旦攻占国贸桥，向西是一马平川，我军将无险可守！入云龙公孙胜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所以我宁愿相信这种情形是我军在试验新型气象武器。

 

    2006-4-5    轰隆隆，轰隆隆，坦克撞死你！
    注：语出笑话：
    有两个国家正在交战，打得难解难分，双方消耗都比较大，其中一个国家紧急征兵。一个农夫不幸被征入伍，长官在发枪的时候到农夫正好发完了，长官顺手塞给农夫一个扫把，告诉农夫说：“打仗的时候你就端着扫把，向敌人瞄准，嘴里不停地喊‘啪，啪 ，打死你’就可以了，其他事你的战友会帮你做的。” 　
    第二天，农夫上了战场。他趴在战壕里一直端着扫把喊：“啪，啪，打死你！”结果真有他瞄准的敌人被流弹打中。随着战斗的继续进行，农夫的战友越来越少，几乎都被打死了。这时，农夫发现一个魁梧的敌人向他冲来，农夫向他瞄了几次，结果无济于事。那个敌人一直冲过来，把农夫撞倒在地，农夫吓坏了，这时他听到那个敌人口中也念念有词：“轰隆隆，轰隆隆，坦克撞死你！”
    疏：“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马克思说，“这个笑话纯属黑色幽默。”
    前些日子大街小巷墙上刷的标语还是“建设新东城”，“建设新西城”……一夜之间，就换成了“和谐东城”，“和谐西城”，“和谐四九城”……早上见到院里的王大爷端着尿盆子去厕所倒尿，于是趋前问候：“大爷，您和谐！”
 
    2006-4-17   同一片黄沙，同一个梦想。黄土浴，皮肤好；吃沙子，助消化。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注：沙尘暴降临。
    疏：一朋友跟我说：“你们北京有什么好？过几年就变成沙漠了！到我们佳木斯来吧……”，我说“你看吧，到那时肯定会把大兴安岭的树移植到北京来，就算佳木斯变成沙漠，北京也不会变成沙漠的。”
 
    2006-5-22   農場裏的雞有的被抓去做雞精，有的被拿去煮雞湯，最後他們都死了。
    注：台湾某小学生用“有的被……有的被……都……” 造句。
    疏：真是一个残酷的题目，用被动语态叙述一般都不是什么好事。仿造几句：“小猫有的被高跟鞋踩烂脑壳，小狗有的被棍棒乱打，最后他们都死了”；“女青年有的被导演搞了，有的被副导演搞了，她们都出名了”；“足球队员有的被砍了，有的被砍错了，不过都不是好东西”；“黄色网站的成员有的被判了无期，有的被判了十年，大家都说是不是有点重了”……，唉，都没有小朋友造的好。

 

    2006-5-29   晌午慢跑者
    注：专家说，上午十点后的空气质量最有利于锻炼。从这天开始，每天十点后跑步3000米。坚持了半年。
    疏：今年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容后详说。

 

    2006-6-8    别小看西塞，他可是个“狠”倒霉的角色。
    注：世界杯来了。和少林足球队热身时，西塞不幸“挂了”。
    疏：一般人一辈子差不多能看18-19届世界杯，掰着手指头脚指头数完，再精彩的球也看不到了。小波说得好：“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上还会有人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以此做宽心丸和酒服之。

 

    2006-6-13   生命不可承受之潘驴邓小闲。
    注：米兰昆德拉《生命不可承受之轻》；《水浒传》中王婆言泡妞的必要条件。
    疏：布拉格经营连锁药店的西门，因为倒卖管制药品，药店被苏军查封了。他开起了黑诊所，结识了不孕不育的武大郎和他风骚的妻子潘金莲。同时隆胸失败的李瓶儿和准备修补处女膜的春梅爱上了西门；穷小子托马斯在阳谷县城打短工谋生，一次替财主家修花园时遇到了财主家的婢女特蕾莎，一见钟情；财主的闺女萨宾娜擅长丹青，思想前卫，竟打破阶级藩篱，恋上托马斯。那个晚上他们走到一起，深情的合唱：“在布拉格黄昏的广场，在许愿池投下了希望，那群白鸽背对着夕阳，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布拉格的广场拥挤的剧场，安静小巷一家咖啡馆，我在结帐你在煮浓汤，这是故事最后的答案。”欲知他们激情穿越时空，命运相互纠缠，请看250集大型历史连续剧《生命不可承受之潘驴邓小闲》。

 

    2006-6-21   宜家的恐怖主义：半夜床突然塌了。
    注：凌晨，正看英格兰大战瑞典，沙发床毫无征兆的坍塌了。
    疏：“我来自chnchn，很多朋友认为床塌的原因是床上运动太过剧烈造成的。您怎么看？”
        “根据我们的调查，因为不存在所谓的床上运动，所以也不存在所谓的太过剧烈的床上运动。我们也不掌握宜家是如何制造出这样一张不负责任的床的具体情况。我们已多次表明床的塌掉和雷峰塔的倒掉一样与我们无关。所谓床上运动太过剧烈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我们希望有关方面明辨是非，澄清事实，而不是相反。强烈要求有关方面停止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起破坏睡眠气氛的事端。”
  
    2006-6-23   床已修复完成，请重新启动系统。
    注：床塌之后，电脑也跟着一同犯乱，系统崩溃。两日之内，手忙脚乱。床架经修车铺焊接修复，电脑格式化后重装上阵。
    疏：屋漏偏逢连阴雨，信夫！

 

    2006-6-27   黄健翔被伟大的宋世雄、孙正平、韩乔生灵魂附体。
    注：黄的声调高亢、宏大叙事、无厘头的惊世一吼正是他三位前辈的遗传。
    疏：岁末，黄终成文艺届“枢纽性”人物，看看他涉及的关键词“央视主持人”，“彩铃”，“相声”，“德云社”，“张靓影”，“时尚人物”，“百花奖”，“博客”，“XX卫视”，“南方周末”，“鸡”，“上下两张嘴”……，据说地方上的媒体头目们对他相见恨晚：“你咋才来涅……”

 

    2006-7-3    One night in beijing，我留下许多情，不管你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
    注：陈升《北京一夜》的歌词
    疏：patch称其为“唱给外国人的歌”。
 
    2006-7-4    北京11：57分发生小规模地震！
    注：跑步归来，端坐在电脑前，突然感觉地面左右晃动了一下，初以为肾虚头晕，机灵灵感觉不妙，“地震了！”，赶紧率老婆躲入卫生间，少顷，见无事，上网散布此消息。
    疏：唐山大地震30周年，土地爷提醒大家别忘了纪念一下。我从那一天开始记事儿：台基厂路边，好大的雨，好亮的路灯，好多的人啊！

 

    2006-7-10   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注：世界杯结束。雨后清晨，在后海的赛艇俱乐部看完决赛，蹬着自行车回家，一路溅起水花无数。
    疏：那天很早就到了赛艇俱乐部信誓旦旦的和老板说夜里不会下雨鼓捣他把投影摆到院里岸边风徐徐花间一壶茶看温网女双决赛先谁知没多会儿瓢泼大雨不期而至移师室内当看到齐祖顶马特拉齐的肺时屏幕突然一片雪花派探马出去侦察回报这片信号都断了于是高喊着光缆无铜盗窃有罪杀上街头有人把车载收音机打开总算把球听完了试句读之

 

    2006-7-24   全民开唱，全民乱唱，乱民全唱。
    注：《全民开讲》、《全民乱讲》是台湾的电视栏目名称，《乱民全讲》是赖声川的话剧名。换成“唱”字，戏说“超级女声”。
    疏：自从有了卡拉OK这东西，我就沦为残疾了：天生五音不全，乐感全无。经常在家练的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我的音乐智商永远地停留在那青葱闪闪的岁月。

 

    2006-7-26   大连，也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注：郭德纲说：“通县，是我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家人去大连、烟台旅游。
    疏：一直没去过大连，谁曾想，今年一下去了两次，第一次旅游，第二次出差。见到了zh，头发比以前茂盛了许多，是我见过头发最多的CFO。好些年前公司一位大佬给客户写《管理建议书》，劈头第一句：“感谢贵公司对我们的盛情款待……”，被批既不专业又没觉悟，不过我还要郑重地说：“此时此刻，于公于私，于情于理，感谢zh对我们的盛情款待。”

                                                                                                                                                         （土毕肯提恩扭忒……）

　　 ——答《南方周末》记者笑蜀
　　　　
　　笑蜀：辛亥革命的最大成果，是创立了亚洲第一共和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一共和国的光芒逐渐消散。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想是不是可以从两个方面总结，一个是革命党人自身的缺陷，一个是我们民族本身的缺陷，正是这两种缺陷导致亚洲第一共和国的短命，造成中国民主之路的百年坎坷。　　
　　袁伟时：民主共和其实不是孙中山首先提出来的，鸦片战争之前，已经有一些外国传教士在中国鼓吹民主共和，1833年，西方传教士在广州办了中国内地第一份中文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5年，它发表这么一段有启蒙意义的“新闻”：“英吉利国之公会，甚推自主之理……倘国要旺相，必有自主之理。不然，民人无力，百工废，而士农商工，未知尽力竭力矣。” 这里说的“ 国之公会”是国会最早的译名，而“自主”就是自由的意思。1838年，该刊又发表《自主之理》的文章，进一步阐明有关的道理：“自主之理者，按例任意而行也……自帝君至于庶人，各品必凛遵国之律例……至于自主之理，与纵情自用迥分别矣……欲守此自主之理，大开言路，任意无碍，各语其意，各著其志。至于国政之法度，可以议论慷慨。若官员错了，抑官行苛政，酷于猛虎，明然谏责，致申训诫敬，如此露皮漏肉，破衣露体，不可逞志妄行焉。”
　　看看这些文字对自由宪政对国家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自由与法治的关系，说得多么准确、清楚。可惜，这些言论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后来王韬、郭嵩焘，特别是郑观应都主张改革政治制度，要有议会，要办报纸，要言论自由，要办新式学校，这些都讲到了。他们追求的是君主立宪。　　
　　笑蜀：但民主思想最大范围的普及还是在辛亥革命之后。无论辛亥革命有着怎样的遗憾，但民国初年，确实出现了新气象，民主思想深入人心，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有充分保障。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袁伟时：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确实是空前的，但危机也同时潜伏下来了。这里的危机一个是财政危机，一个是制度上的硬伤。首先说财政。革命造成财政上的困难。　　
　　笑蜀：各省都不给中央政府上交税款。　　
　　袁伟时：不是不上交，是没法上交；他要养民军。辛亥革命，各省突然增加了几十万形形色色的革命武装——“民军”（光广东省就有14万8千多人），每月军费开支由清末每月216万多元增至970余万元，整整增加了四倍多！ 这就惨了，拿不出钱来上交给中央政府。到了熊希龄上台，中央财政还剩下多少钱呢？9万元，不如一家公司的资产多。闹到这种地步，就只能借外债了，就闹出一个善后大借款。 　　
　　笑蜀：政府在财政上完全破产。　　
　　袁伟时：对。更大的危机是制度设计上的问题，主要是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机制不完善。革命党人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清末革新势力力量对比太悬殊了，不得不把总统职位交给袁世凯。但又没有互信基础，对袁世凯不放心，老是想怎么样仍然把实权控制在自己手上。于是，本来《临时约法》规定的是总统制，匆匆忙忙改成内阁制。议会权力过度扩张，议会可以罢免总统、总理和各部的总长，总统却没有解散议会的权力。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控制国会，多数议员没有国家管理经验，而党争意识太强，行政管理受到严重制肘。行政对议会无力反制。后来国会干了包括贿选总统等不少坏事，被讥为“猪仔国会”、“万年国会”。
　　不平衡就必然冲突。袁世凯是清末新政的重要支柱，废除科举、发展新式教育、行政体制改革、推行基层自治和三权分立、发展实业、修铁路、练新军各方面都有突出表现，非常能干、非常勤政，招揽和重用海归派，不可能接受国民党设计的这样的一权独大的制度。　　
　　笑蜀：就用暗杀的办法来解决。　　
　　袁伟时：对。这是袁世凯的一个罪恶。袁世凯有两大罪恶，另外一个是称帝。
　　1913年3月20日，还差半个月满31岁的国民党工作的实际主持人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用手枪解决政治权力的角力，这是民主共和的挫折。不过，当时司法独立的意识深入人心，不但各地商会、教育会等民间组织和各界领袖、各种报刊直截了当指摘袁世凯的罪恶，纷纷要求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这一罪案，上海地方检察厅也发出传票，要求北京地方检察厅协助将犯罪嫌疑人国务总理赵秉钧及其秘书“解送”到上海审问，展现了司法机构作为正义的最后守护者的威力。不幸，解决这一罪案的正确途径没有被国民党接受，他们不顾舆情和力量对比，7月12日竟然再次拿起刀枪发动“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不但自己全军覆没，而且开启了在民主共和的基本框架建立后，继续用武力解决政治纷争的恶劣先例。
　　这不仅是个别领袖的认识错误问题，更深刻的根源在这一举动背后的制度缺陷和文化根源。民主共和制度建立后，哪怕很不完善，革命党也必须及早完成从革命组织向民主政党转变的历史任务，摒弃暴力思维，学会民主、法治，在改革和完善制度中寻求国家长治久安。这是观念和制度的深刻变革。这一变革过程包括政党本身的运作和领导方式的变革，完成政党本身的民主化。当时国民党多数领袖对反对这一孤注一掷的行动，但党本身没有民主化，多数人的意志不被尊重。
　　笑蜀：如你所说，袁世凯是清末新政主要支柱之一，而清末新政成就很大。可见袁世凯并非守旧，并非冥顽不化，并不一定就是民主共和的敌人。当时袁世凯存在两种取向，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如果能够包容他，团结他，他可能就是民主共和的好朋友；但如果排斥他，打击他，让他没有选择，就会激活他心底的邪念，这种邪念是很多枭雄都有的，他就会撕破脸皮，变成民主共和的死敌。而新生的民主共和并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跟他抗衡。
　　总之，怎么对待袁世凯，怎么对待从旧体制中分化出来的关键人物，怎么引导他们向善，我认为是民国初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就有希望双赢。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容易两败俱伤，甚至前功尽弃，导致全面的复辟。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或许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解释。
　　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利益分配机制的问题。即革命成功后，旧派的利益要不要尊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暂时掌握话语优势的新派，有没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天下为公的胸怀；愿不愿意做出实质性让步，跟旧派在利益分配格局上达成妥协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很困难。它要求新派必须非常成熟。今天回过头来看，国民党在这一点远远谈不上成熟。
　　袁伟时：民主共和的前提就是承认社会是多元的，要承认各方利益，通过民主程序和法治途径，进行决策和达成必要的妥协。当时较大部分的社会精英大体都懂得这些知识，愿意付诸行动。但是，作为激进势力的代表，国民党的某些领袖没有真正接受这些现代文明的规则。而另一端的袁世凯却是摇摆的，他的选择，取决于各种势力博弈中将他往哪一方向推。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最有利的是把各种势力都拉进民主、法治的制度轨道。　　
　　笑蜀：我听到这样一种解说：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说明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我们不需要建立现代民主国家，而要建立文明国家。所谓文明国家是什么呢？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有民族特色、体现东方价值的制度。　　
　　袁伟时：制度要体现民族特色，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有一个明确回答。邓小平有个主张，就是不要纠缠姓社姓资，要有世界眼光，人家什么东西好，对中国的发展有利，就应该为我所用。根据邓小平的这个重要思想，中国政府采取了几个步骤，我认为是值得赞赏的，也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一个思维角度。什么步骤呢？其一是相继在联合国《经济社会权利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上签字。前一个公约全国人大已经批准生效了，后一个公约虽然有待全国人大批准，但从江泽民到胡锦涛都说我们正在积极研究批准；就是说方向坚定不移，只是需要创造条件。这两个公约涉及的是制度。另一个步骤是参加WTO。这不只是经济上的一个大变革，在思想上、理论上也是一个大的变革，也是经济制度和法治的变革。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全世界的市场经济都是一样的，不存在不同于整个世界的自己独有的所谓市场经济。其中重要的一条是约束政府行为，使之遵守法治。以上几方面都是一点也不能含糊的。　　
　　笑蜀：就是说，各个民族的具体情况固然差异很大，但同为人类，总有很多带规律性的东西，根本需求是一致的，根本价值是一样的。制度安排应该体现普世价值。　　
　　袁伟时：对啊。比如说非洲的各个民族，他们当然有他们自己的特点，跟欧美各个民族差异很大。但在基本点上，他们跟欧美各个民族应该是一致的，不能说因为他们是非洲人就可以不要个人自由，就可以不要男女平等，就应该被歧视、被奴役。人的权利和公民权利应该受到保障，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笑蜀：这个层面上没有什么民族特性可言，起作用的只能是普世价值。只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在技术层面，各个民族可以有自己的特点。只是体现普世价值的方式可能不一样。　　
　　袁伟时：对。制度上如果不跟国际接轨，而是过分强调所谓东方特点，肯定是要出问题的，东方三大共和国的历史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
　　东方三大共和国，除了中国之外，另外两个是印度和日本。印度经济改革以前的几十年中，经济始终发展不起来，原因很简单，就是没有充分保障公民的经济自由。国大党学苏联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公民的经济自由完全没有保障，印度经济因此一直没有活力。　　
　　笑蜀：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主张走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政治上学美国搞民主，经济上学苏联搞计划经济。认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兼得美国和苏联两种制度之长。他们的这个设想在中国落空了，但在印度是完全实现了，印度几十年来就是这么搞的，但看来并不成功。后来印度在经济上学中国，也搞市场取向的改革，经济马上飞速发展，现在很多人惊呼印度经济要赶上甚至超过中国了。　　
　　袁伟时：对。过去几十年中，印度有宪法，有议会，也有选举。但这都不能改变经济上的落后局面，就是因为它在制度上总想跟国际惯例拉开距离，另搞一套，限制公民的经济自由。政治民主跟经济自由相辅相成，公民的经济自由一旦丧失，政治民主也就很难维持、很容易败坏，印度就成了全世界最腐败的国家之一。　　
　　笑蜀：这是印度的情况。那么日本呢？　　
　　袁伟时：日本的例子更明显。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取决于在一些领域坚决抛弃所谓东方特点，比如建立新的教育体系，建立初步的民主制度特别是地方自治。但明治维新不彻底，在另一些领域仍保留所谓东方特点，比如有元老院，元老肆意干政；军队不由内阁管理，军部直属天皇，军人利用这个本国特色的制度干政。在价值观上则保留儒家那一套，讲服从，讲忠君爱国，讲集体主义，结果成了军国主义的沃土，不仅祸害日本，而且祸害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这个历史教训应该永远记取。　　
　　笑蜀：二战之后美军强制日本照搬西方，马上问题就解决了。　　
　　袁伟时：也没有全部解决问题。问题在哪里呢？战后日本经济起飞很快，因为它恢复了公民的经济自由。公民的经济自由是最关键的，四小龙都是因为有公民的经济自由才快速发展起来。但战后日本的资本主义是所谓东方特点的儒家资本主义，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十年停滞，证明了所谓儒家资本主义的破产，这是那些鼓吹“儒家资本主义”的中国人没有严肃对待的。
　　现在日本进行的第三次改革，即小泉改革，具有里程碑意义。小泉改掉了什么东西呢？一个是银企结合体系，银行和企业互相持股。一个是官商勾结的规划体制，政府不恰当地干预市场。国营的邮政，拥有三分之一的公务员和四分之一的银行存款，政府可以逃避监督，支配这笔庞大的资金。它的通产省专门负责产业政策，规划整个经济发展。日本官僚是很能干的，但这样的计划体制和政府支配非财政资金的体制本身就不行，个人素质再高也不能改变这一点。再一个是所谓终身雇佣制。日本泡沫经济灾害就是日本特点的“儒家资本主义”的苦果，整整损失了十年时间。改掉了这些跟现代经济不相容的东西，日本的市场经济就基本上跟欧美接轨了。原来日本的市场是很难进入的，现在慢慢打破了。这就奠定了日本经济再度复苏的制度基础。
　　小泉不惜以自身的政治命运为赌注，坚决进行包括邮政民营化改革在内的改革，这是非常深刻的经济结构的变革。它证明，在制度层面，没有以所谓东方价值观为基础的东方特点的制度。各国现代社会制度大同小异，在价值观念上也是如此，不能说东方人永远要坚持等级制、匍伏在领袖和尊长脚下，不要个人自由，不能享受人格尊严和人际平等。在制度层面上过分强调所谓特点，在现代化过程中像日本那样强制推行传统的“东方价值观”，只会使我们误入歧途。　　
　　笑蜀：制度层面上与国际惯例接轨愈彻底，就愈是少走弯路，发展速度愈快。　　
　　袁伟时：对，就是这样的。　　
　　笑蜀：但跟着就有一个这样的问题：还要不要民族特点、民族文化了？　　
　　袁伟时：这个问题很简单。制度层面上尽可能与国际惯例接轨，并不等于不要民族特点，不要民族文化。民族特点、民族文化是私人的东西，只要在制度上保障个人自由，个人有充分的选择空间，民族特点、民族文化就一定能在人民中间生根发芽，就一定能传承下去。现在个人空间还是有的，只要家庭成员同意，谁要在家里裸体也没人管啊。谁不愿意西化，不穿西服，穿江青提倡过的“国服”（现在叫“汉服”），穿长袍马褂，这些私人事情，没人会干预你。同样，我要是喜欢吃面包、牛奶，穿牛仔裤，过西方情人节，爱听贝多芬，这又有什么不好？有的人喜欢孔孟老庄，有的人喜欢苏格拉底、柏拉图，政府都不必也不能干预，不能像上个世纪的军阀那样，强迫人们读经。说穿什么衣服、读什么书是爱国不爱国的标志，那是和现代社会多元并立的状况背道而驰的，是对公民自由空间的侵犯。说这些话的人或是狭隘民族主义遮蔽了眼睛，或是商业抄作，只要不是政府行为，应该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不值得理会。
　　政府当然也有责任。例如，保护文化遗产，确保文化发展的自由空间，如此等等，要做的事情很多。
　　笑蜀：你的意思是说，个人偏好可以有东西方之分，但制度只是个工具，不存在姓西姓东的问题？　　
　　袁伟时：对啊。人类文明进展到今天，形成一个共同的制度结晶。制度就是规则，现代文明规则是人类文明的精华，对它需要敬畏，需要珍重。中国政府坚决参加WTO，在两个联合国人权公约上签字，是非常明智的制度选择。在这个问题上差之毫厘，不免谬之千里。　　
　　笑蜀：制度结晶或者说文明规则就好像一条大路，无以计数的人走了几千年，碰了无数次的壁，付出了无数的鲜血和生命才踏出来。这是最成熟的，走这条大路最安全，最便捷，这已经是人类共识。不承认这个人类共识，放着现成的大路不走，非要在崇山峻岭中另辟一条羊肠小道，不仅不可能走通，而且在你付出惨重代价之后，历史规律的铁掌最终还是要把你拽回来，逼着你从头踏上大路，你怎么都无法绕开的。
　　这里我想问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是怎么思考的？　　
　　袁伟时：应该承认，孙中山一直坚持民主共和是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所以他才强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孙中山非常可贵的精神。但孙中山讲民主，有三个问题没有解决好。
　　一是空想。比如他在《〈民报〉发刊词》就说:“吾国治民生主义者,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过非常准确的评价：“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孙中山主张的“五权宪法”，空想色彩同样突出，所以在民国初年无人理会，对民国初年的制度建设没有什么影响。
　　二是总想搞自己的特点。这是孙中山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一方面要顺应世界潮流，另一方面，又总想根据自己国家的所谓特殊情况，设计出一套不同于欧美并且远远驾乎欧美之上的社会政治制度。但他设想的完美的社会政治制度，并没有长期的和大规模的社会实践作为基础，不是社会客观现实的自然总结。这种情况下，就只能依靠个人的天才想象了，就只能是个人闭门造车的结果了。后来国民政府按照他的设想，搞所谓五权宪法、五院制，国民大会，军政、训政；机构上叠床架屋，制度漏洞很多；不但给后来的运作带来很多麻烦，更成了蒋介石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的理论根据。
　　三是不理解民主共和的真谛是保障公民的个人自由。他公开提倡个人不能有自由，只能讲国家的自由。这也给国民党利用了，成为摧残公民权利，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　　
　　笑蜀：革命党人在制度建设上的理论准备很不充分。武装起义多达十次，有的是人打天下，却没有专门的人为治理天下做制度准备。一旦胜利猝然来临，这样的缺陷就显得很要命：革命党人无法尽快提供一套可操作的规则体系来规范整个社会，其管理社会的能力以及合法性受到强大质疑。　　
　　袁伟时：革命党人中，有过一些制度准备的是宋教仁。《临时约法》主要是宋教仁起草的。但宋教仁也仅仅是翻译过几部外国的宪法，包括德国的宪法，没有系统研究过现代政治学和法学。　　
　　笑蜀：法律是最讲实证的。这么重要的一部法律，差不多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就靠宋教仁等寥寥几人差不多一夜之间赶出来，此前并没有长期的和大规模的调研，更没有公开听证和博弈。　　
　　袁伟时：没有。他们没有实证经验，没有对宪政问题做专门和系统的研究。就是一心一意想搞共和。　
　　笑蜀：这么说来，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宋教仁还是其他革命党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对民主共和的追求，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信念，一种热情，而不是出于一种实证的、理性的研究，缺乏坚实的心理基础。
　　这也就不奇怪，他们对法律为什么会抱着一种轻忽的态度。孙中山当总统法律是一个样子，等到袁世凯要做总统了，马上把法律改成另外一个样子，典型的“因人立法”。他们并不知道法律自身的尊严比他们的权力更重要。这种法律上的工具主义和机会主义导致的法制危机，最终必然演变为政治危机。
　　革命党人对法律缺乏信仰的另一个证据，大概就是“二次革命”了。
　　袁伟时：“二次革命”更是大错。本来，“二次革命”之前的形势对国民党非常有利，凶手抓到了，作为铁证的来往电报拿到和公布了，而且上海地方检察厅也公开传讯在位的国务总理赵秉钧。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袁世凯被迫批准赵秉钧辞去总理，由段祺瑞代理。如果坚持依法追究下去，袁世凯极为被动，国民党则于法有据且哀兵动人，胜算很大。　　
　　笑蜀：法律之途尚未穷尽，就选择了枪杆子，要用暴力解决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孙中山不搞“二次革命”，而是继续在法律上博弈，最终能不能解决问题？　　
　　袁伟时：在当时情况下，很难做到完全水落石出，但是袁世凯在政治上会非常孤立。　　
　　笑蜀：不能把真相完全追出来，不能达到完全实现公平正义的目的，但是会削弱袁世凯的权威，会造成一个弱势总统？　　
　　袁伟时：不一定弱势，但肯定是一个受到牵制的总统。他最后采取什么办法呢？他毒死了国务总理赵秉钧，这样他就可以把一切责任推给赵秉钧，到此为止，不了了之了。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在法律上博弈，虽然查不出元凶，但袁世凯会跟今天美国的杀人疑犯辛普森一个下场，纵然逃脱法律惩罚，但逃不掉道德和舆论的惩罚，要天天被人家唾骂，天天被舆论批评、督促，同时还有一个国会牵制他的行动，那么他后来要复辟帝制也就不可能了。　　
　　笑蜀：那么，多党政治、国会政治就可能持续下去，并有机会逐步成熟。中国也就不至于陷进军阀混战的泥沼？　　
　　袁伟时：这种假设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事实上，孙中山放弃法律上的博弈，选择“二次革命”，不仅党内阻力极大，而且社会上极为反感。社会舆论本来完全倒向革命党人一边，这时几乎都转而支持袁世凯了，革命党人一下成了孤家寡人，孤立无援的革命党人根本不是袁世凯的对手。袁世凯轻轻松松转败为胜，革命党人则功败垂成。　　
　　笑蜀：从这个角度来说，动摇法治，就是动摇民主共和事业的根基。信仰法治，尊重法治，纵然是在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也不放弃对法治的坚守，这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应该具备的气质。当时的革命党人缺乏这种气质。　　
　　袁伟时：现在的国民党就不是这样。现在很多人骂马英九，但是你看马英九非常理性，他说我们一定要守法，不能用菲律宾驱赶马科斯的方式，群众一哄而上的办法，不能采取推翻原有政府的办法。台湾要是开了这个头那就后患无穷。　　
　　笑蜀：不能用非法对付非法。　　
　　袁伟时：对。龙应台、林达这些公共知识分子都这么主张，要尊重法律，要依靠制度。这说明现在的知识分子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理性了。　　
　　笑蜀：这就派生出另外一个观点，这跟国民党当时的状况是息息相关的，国民党当时的内部文化建设，尤其是思想建设，是远远不够的。国民党当时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政治小团体，还没有转型为一个现代政党。　　
　　袁伟时：应该说正在转型过程中，没有完成从一个秘密的会党、秘密的革命组织向一个现代政党的转化。所以才有后来的中华革命党，才有要求党员按手印宣誓效忠孙中山个人的事件发生。而且这么做还理直气壮的。　　
　　笑蜀：实际上也不独孙中山他们如此。这是我们整个民族气质的缺陷，我们还没有养成现代政治人格。
　　袁伟时：还有一个原因不可以忽视，就是制度积累不够。民国建立之后，粱启超做司法总长，他就推行现代司法制度，建立新型的法院，改变原来的行政跟司法统一的制度。结果呢，很多地方行不通。为什么行不通？没有那么多法官，或者法官的素质赶不上。因为严格上的法律人，清末新政的时候才开始培养。1905年以后，相继有青年学生跑到日本去，上所谓速成政法班，学一点皮毛就回来，就当政府官员或者是建新式法院，但他们不仅数量少，质量也不行，结果建了新式法院以后，一般人反而觉得没有原来县太爷打板子公正，因为县太爷打板子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他有一套办法了，你现在废除旧的，新的接不上。没办法，只好放慢进度，撤掉一些边远地区的法院，恢复行政与司法统一的制度。所以说这里面有一个制度积累问题，没有制度积累你是做不来的。　　
　　笑蜀：辛亥革命是突变，清末新政特别是废除科举就那么五六年，那你怎么能够培养出足够的人才来支撑一个新的庞大的制度？人才准备不够。知识、经验准备也不够。整个社会都没有为这个突变做好准备。民主制度突然一下冒出来，各方面都没法适应。这就不免冲突。冲突的过程就是排异的过程。　　
　　袁伟时：归结起来可以这么说，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渐进的改革是成本最低的。改革应该逐步积累，尽可能避免突变。但是，时机成熟了拖延不改，也会带来无法挽救的灾难。到二、三十年代情况比较好了，人才，知识，经验，各方面的准备都比较好了，国民党却还要搞他那一套“训政”，讲老百姓水平低不能实行民主等鬼话，控制舆论，搞特务政治，独裁专制，结果带来无法遏止的腐败，引发更大规模的革命。回顾百年共和，创深痛巨，其中的教训值得中国人永远记取。
　　
　　2006年11月12日星期日
　　
　　原载《南方周末》2006年11月16日星期四D29版，编者有删节，这是没有删节的原文。

     切赫GG自打出院后，整天出入于斯坦福桥，不用训练不用比赛还能到处享受呵护宠爱，这种日子，简直美死了。切赫GG都想干脆不复出算了。
　　穆里尼奥见他的第一门将看上去精神抖擞，容光焕发，心下窃喜。不过他可是个谨慎而且冷静的人，不会轻易就下结论，他要的是万无一失。 　　
　　于是穆帅对手下的球员下令，让他们一有机会，就用不同的方法测试一下切赫GG的智力，看他是否真的康复了。
　　可是，随后几天，他从不同的球员那里，却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答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转镜头！让我们近距离观看一下切尔西全队响应的这次智力测试活动。
　　　　　　
　　特里：
　　“1+1=？”
　　“2。”
　　“2+2=？”
　　“4。”
　　“4+4=？”
　　“8。”
　　“太好了Petr!你还和以前一样聪明！”
　　“……”
　　
　　德罗巴：
　　“英国的首都在哪？”
　　“伦敦。”
　　“德国呢？”
　　“柏林。”
　　“捷克呢？”
　　“布拉格。”
　　“科特迪瓦呢？”
　　“……”
　　“哎，撞傻了……”
　　
　　阿-科尔：
　　“足球场上哪个位置最重要？”
　　“……”
　　“提醒一下，今年的世界杯，揭幕战踢进第一个球的拉姆是什么位置？”
　　“左后卫。”
　　“最后的决赛，踢进最后一个点球的格罗索是什么位置？”
　　“左后卫。”
　　“我是什么位置？”
　　“左后卫。”
　　“很好。智力完全正常。”
　　
　　乔-科尔：
　　“咱们队主教练是谁？”
　　“何塞-穆里尼奥。”
　　“队长是谁？”
　　“约翰-特里。”
　　“副队长是谁？”
　　“弗兰克-兰帕德。”
　　“下任队长是谁？”
　　“彼得-切赫。”
　　“……唉，真的撞傻了。可怜。记住，下任队长是乔-科尔。”
　　
　　舍瓦：
　　“我是谁？”
　　“你是舍瓦。”
　　“GOOD！智商是正常的。”
　　“……”
　　
　　库迪奇尼：
　　“你最爱的人是？”
　　“我老婆。”
　　“你最爱的男人呢？”
　　“我老爸。”
　　“……唉，一点都没傻，白撞了。”
　　
　　费雷拉：
　　“说，舍瓦和他的夫人在教堂，为刚出生的小克里斯蒂做洗礼，我们全队都在观礼，这时候孩子突然从妈妈怀里掉了下来，问：哪个球员反应最快，飞身接住孩子？”
　　“当然是我，我是守门员。”
　　“接住之后，你做什么？”
　　“拍两下，一脚踢出去。”
　　“VERY GOOD！智商正常。”
　　
　　巴拉克和兰帕德一左一右，热切地望着切赫GG：
　　“世界上最好的两个门将是？”
　　“布冯和切赫。”
　　“世界上最好的两个后卫是？”
　　“特里和内斯塔。”
　　“世界上最好的两个中场是？”双双星星眼。
　　“内德维德和波博斯基。”
　　“……”兰8昏倒。
　　“错了！再答！”巴拉熊不死心。
　　“罗纳尔迪尼奥和杰拉德。”
　　“……”兰8再昏倒。
　　“又错了！再给你个机会！”巴拉熊暴走边缘。
　　“马克莱莱和埃辛。”
　　“…………”这次巴拉熊昏倒。
　　“队医！队医哪呢？快来看看！切赫被撞傻了！”
　　
　　罗本：
　　“速度最快的动物是？”
　　“豹。”
　　“速度最快的飞行工具是？”
　　“战斗机。”
　　“速度最快的足球运动员是？”
　　“卡尼吉亚。”
　　“……速度最快的荷兰球员是？”
　　“巴斯滕。”
　　“……速度最快的现役荷兰球员是？”
　　“库伊特。”
　　“……速度最快的现役荷兰边路球员是？”
　　“范佩西。”
　　“……速度最快的，现役的，荷兰的，边路的，长得很成熟的，过人很厉害的……%……￥#—（）—%￥*……效力欧洲豪门的，是那种每年都拿联赛冠军的豪门的（*—……%￥#……嘴唇薄薄的，眼睛小小的，腿型很性感的（*……##）*—！#￥%……”

　　“队医！队医哪呢？快来看看，罗本傻了……”